跳出历史周期率，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两个答案是什么？

一是始终不渝坚持民主理念。

二是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已党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统治中，历朝历代还是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

中国历朝统治者多是以儒家思想愚弄百姓的，他们宣传儒家思想，是要教导百姓顺从听话当顺民，便于王朝统治。而他们的自行却是与儒家思想相违的酷治，这是统治者对儒家思想行使的双重标准。这与二千年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两码事。

尊崇道貌岸然的儒家思想，无非是给愚昧的封建统治贴上一个“之乎者也”，带着几分斯文装饰性的标签罢了。用这种装腔作势、逆天而行的思维方式，为某个家天下保驾护航，注定是荒唐且短命的，若能行得长远就奇怪了。

短命基因一：

儒家思想破坏人与上天的正常关系，排斥公理公义的上天，拥戴渺小自私的个人。而这些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统治者，在用暴力手段夺取天下之后，除了天天沉溺于自己人无休止的内斗内耗，人和人互相提防、互相伤害之外，在国家治理方面，只会格局越来越小，不可能有任何长进。君权神授，天下为公，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的，只为谋取一己私利的皇权，根本不可能得到上天的佑护，更得不到必不可少的治国智慧；

短命基因二：

儒家思想是以倡导“礼仪仁智信”之名，行放纵个人私欲和邪恶欲望之实。由于不信神、不信天，王法又可以用金钱做买卖交换，因而从上到下，从官到民，肆无忌惮、贪婪成性、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冷漠残忍，没有信任，没有合作，只有互相鄙视和互相拆台，这样的社会，怎能长治久安？

短命基因三：

在没有公德心，一心追逐所谓荣华富贵的封建体制下，本应为调解矛盾、制止犯罪的官员阶层，却成为社会上制造矛盾、疯狂犯罪的最大群体，分赃不均、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生存模式，让官僚阶层看似获利最高，其实人生风险为最大，稍有不慎，就会被别人鲸吞。社会的主体结构如此丧尽天良、腐朽不堪，王朝在经过短暂的浮华之后，迅速便走向覆灭之路，自然在情理之中；

短命基因四：

接近亲近上天，了解生命意义，开启民智、净化心灵，原本是文人的职责所在。可在孔孟思想的主导下，绝大多数的的文人，已经彻底丧失自尊，成了依附在官僚体制下的可怜虫。为了混口残羹剩饭，他们不惜出卖灵魂和肉体，处处助纣为虐。一方面这些人不停地帮助朝廷、官场指山卖磨、画饼充饥，愚弄百姓；另一方面，文人们没有底线的邀功请赏、百般献媚，对摇摇欲坠的朝廷、官场起着极大的麻醉作用，让他们看不清近在咫尺的巨大危险，其结果，王朝的崩塌总是发生在顷刻之间，毫无回旋余地；

短命基因五：

在自欺欺人、装模作样的“仁义道德”打扮之下，中国封建王朝最大的特点，就是坐在社会各行各业前排的，一定是一身痞气和匪气的恶霸流氓，喊打喊杀的小地痞小流氓则招摇过市、惹是生非，制造社会矛盾；而受伤害排挤的，一定是安份守己的平民百姓。从皇上高官，到普通之人，没有谁对上天怀有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厌弃任劳任怨、勤劳致富，崇尚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俨然把一个人的社会，变成了禽兽狂欢的野蛮世界。如此黑白颠倒、放纵邪恶，上天怎能允许它长久存在？

问题中的意思是否想说，儒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深入渗透社会之后能够有效避免王朝走向灭亡的极端？

兴亡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从哲学上而言，万物皆有始有终，具备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程，“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巅峰意味着衰落的开始，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永存。大到宇宙的源起和毁灭，小到物种的进化和灭绝都，况乎一个短短不足三百年的王朝呢？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具体表现为以土地为代表的财富过度集中，从而导致大量具备生产（造反）能力的贫民一口饱饭尚不可得，进而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改朝换代意味着人口被消灭大半，曾经的土地财富占有者多被从肉体上消灭，于是由开国之君开始，到二世三世励精图治、布仁施德休养换来一片盛世，然后又将沿袭之前的套路陷入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不可自拔。

这就是兴亡周期率运行的基本原理。

因此鲁迅先生称辛亥革命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盖因为民国将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

而儒家思想在于社会稳定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儒家思想并非起源于孔子，而是他总结了夏、商、周三代（周公是重点）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繁文缛节的“仁爱”思想在纷乱的春秋战国年代屡屡碰壁，之所以成为与道、墨、法三家并列的显学更多在于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三千门徒和有教无类。

因此，战国群雄尊崇法家，汉武帝之前道家是主流思想，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以说从文字上消灭的旧的儒家，后世的所谓“经典”来自老儒生的口述，存在断代的可能性。

汉武帝时卫绾提出的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得到首肯，但不过是打造皇帝合法性的工具，汉帝国仍然有效运行在“外儒内法、王霸杂之”的治国思想之下，直至汉元帝这个受儒家思想毒害严重的帝王出现方占据朝堂主流。

至于后来的理学、心学，都沿袭并发展了前人的观点，从而与封建王朝的统治更加匹配。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纵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其并不能从土地兼并等现实问题入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只是通过思想上的催眠来愚弄百姓和自我催眠罢了。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

孔子的所谓“仁爱”建立在各阶层各司其职，永不逾越的基础之上，这与战国熙熙攘攘追逐名利的“士”阶层在根本上是抵触的，而后世儒学则建立在“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利益诉求之上，儒家通过对于其他学派的排斥进而建立于皇权的利益联盟关系，从而实现一个阶层（士大夫）对于政权的垄断。

居摄三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班固《后汉书.王莽传上》

按照儒家思想进行社会改革始见于王莽，儒家士大夫促成了王莽的篡位，致使西汉的政治文化危机得到暂时的缓解，由于没有经历过社会动荡，新朝全盘接收了土地兼并和蓄奴成风的现状。

具体改革上过于崇拜周公的《礼记》，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

王朝的新朝未能替儒家正名，反而当了西汉的接盘侠。

那么儒家在实操中证明了自己不能单干，那为何能在思想界独占鳌头两千年呢？

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合，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后汉书.朱浮传》

在官家层面，儒家不过是管控思想的工具，儒家思想而皇权合法性的社会理论基础，而统治的内核永远是“外儒内法”，没有法家的制度保障，一味的“仁爱”只意味着对各个阶层的纵容。

于民众而言，儒家的“仁爱”离他们太远，远不如一日三餐重要，听夫子鬼扯什么禅让不如围观大官被杀头有兴趣。也许，法家偶尔实行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会让他们内心感觉到一丝丝平衡吧。

总之，“儒家思想统治”和“兴亡周期率”是两个几乎没有关联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悠悠兴亡天下事，几多感慨？能够左右兴亡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如何打破周期律，这是一个笔者不敢深入思考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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